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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杭州新杭州 说声“谢谢”都不同!杭州话 为啥这么五花八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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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8-5 16:14:0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杭州师范大学徐越教授揭秘杭州话前世今生

自从2016年,“杭州方言”被列入第六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,“杭州话”的出现频率有了明显的提升,不仅在学校教学中,最近就连一些公交车也增加了“杭州话”的报站。

不过,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徐越教授告诉记者,现在要找一个能说地道杭州话的人“真当不容易”。

徐教授出了一道题:

“谢谢”、“吃晚饭”、“打借条”,会说杭州话的杭州人注意啦,这三个词,请读出来。

发音不同,能说明什么?答案来了:

“谢谢”——

如果你的发音是“假斜”,你说的是新派杭州话;如果你的发音是“挤季”,你的杭州话是老派的。

“吃晚饭”——

如果你说“吃乙饭”,你说的是老派杭州话;如果你说“吃雅饭”,你说的是新派杭州话。

“打借条”——

“季条”是老派的说法;“嫁条”则是新派的说法。

徐越教授长期从事方言研究,今天下午2点,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区二楼集体视听室,会有一场徐越教授关于杭州话前世今生的讲座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现场提问交流。

十座城门

围出不一样的杭州话

其实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存在因人而异、因字而异的分歧,这个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正宗或不正宗加以评判。因为语言是在发展演变的。

“杭州话非常特殊,众所周知,杭州话是宋室南迁,建都杭州后形成的一种带官话色彩的吴语。杭州话是南北两种方言接触的结果。当然,杭州话的研究除了具有一般方言学研究的意义之外,还具有重要的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意义。”徐越教授说。

自绍兴八年(1138年)南宋迁都临安府后,这个王朝的153年里,有148年都在杭州。

“研究当初杭州话的形成,人口是关键,就是城内人口比例的变动。根据史料推测,当时,杭州桑拿城内的北方移民与本地土著的人口比例,保守估计在8∶1,在一些时期,甚至可能达到9∶1。”徐教授说,“而杭州话的形成,与这悬殊的人口比例有着直接的关系。”

除了在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以外,这些大量的“北方移民”也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,他们之中,有一朝之主,有皇亲国戚,有官吏及其眷属,还有武备禁军。因此,所谓的入乡随俗、客随主便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。也因此,尽管依然处在周边吴语的包围之中,他们的语言依然是毋庸置疑的“官方工作语言”。在这种强而有力的巨大冲击下,杭州城内土著的方言受到了渗透与影响。

尽管在政治地位与人口数量上处在劣势,但由于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先进于北方移民,加上城外吴语环境的包围,杭州土著依然有着顽强的语言自我保护力。徐越认为,即便与北方方言长期接触,杭州话依然保留了吴语原有的特征,仅在个别语言项目上有所变化。比如人称代词:单数用“你、我、他”,复数加“们”。因此,如果要判断杭州某处市民说的是不是杭州话,最简单有效的判断方法就是听听人称代词。”徐越说。

“如果没有宋室南迁,那么杭州话应该和如今的余杭话差不多。就像现在上海市区的方言和周边的青浦、金山等地的方言那样差异很小,是一个套路的。”徐越说。

龙井茅家埠那几个村

口音为何不一样

“杭州方言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,杭州市是浙江省最大的城市,但杭州话却是吴语当中最小的方言小片。”徐越说,“属于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,是分布范围最小、使用人口最少的独自成片的方言。”

“前面我们提到了北方移民与当地土著悬殊的比例,但这是有范围的,这个范围就是杭州十城门内。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环城东路、环城北路、环城西路和钱塘江之间的范围。”徐越说。

“杭州十城门”,说的就是南宋时期杭州城的十个古城门。在民间文学中,这十个城门外的景况,被编成了杭曲大调流传了下来,成了人们了解当时杭州城繁华的侧写:武林门外鱼担儿,艮山门外丝篮儿,凤山门外跑马儿,清泰门外盐担儿,望江门外菜担儿,候潮门外酒坛儿,清波门外柴担儿,涌金门外划船儿,钱塘门外香篮儿,庆春门外粪担儿。

但这些是城门外的情况,“十城门外通行的是余杭方言,属吴语太湖片湖州小片。从今天杭州人仍把余杭方言称为‘枪篱笆外头的话语’,余杭人则把说杭州话叫作‘打杭白儿’的情形看,城内城外的语言界线曾经是十分分明的。”

至于现在的杭州,“与别的城市不同的是,杭州下辖的大部分地方说的都不是杭州话,比如余杭话属于湖州小片(苕溪小片),萧山、临安属于临绍小片,而建德、淳安则是徽语。”徐越说,“当然,随着城墙的拆除和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展,杭州方言的通行范围早已突破了原先的范围,但其核心仍然保留在上城、下城、西湖、拱墅和江干这5个老城区的街区部分。”

徐越教授告诉记者,除了老城区外,杭州西南郊区北高峰、棋盘山和五云山一带的山坞里散落着七个说杭州方言的村子:茅家埠、双峰、灵隐、满觉陇、龙井、杨梅岭、梅家坞。这些村子的语言与城墙的拆除无关,是“枪篱笆外头的杭州话”,其成因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这六十多年

杭州话的变化很大

不过,任何语言都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。通过各种调研,徐越发现,长期处在周边吴语包围之中的杭州话,在与周边吴语越来越密切的接触中,发生了变化:“新派的杭州话在吸收了周边吴语的某些读音后,逐渐趋同于周边吴语。”

徐越表示,杭州市区,自宋以后还经历过许多次的人口结构变化,其中有四次,改变了市区人口的结构。

一个是1957年~1959年,大跃进时期大批农民进城做工,市区每年净增5万多人;

一个是1961年~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,城市职工被精简,4年间从市区迁出了23.92万人;

一个是“文革”期间,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每年递减2万人左右;

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,知青返杭,1979年一年就迁入了5.24余万人。

徐越认为,这些市区人口流动呈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,一个是迁出市区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,等到一二十年后返城时,他们的杭州方言已经不同程度受到了周边吴语的影响,变得不再“原汁原味”,而这种方言很自然地影响了下一代;二是迁入杭州的大多是周边吴语区的人,尤以绍兴人居多,杭州话里“杭州萝卜绍兴种”和绍兴话里“经济人断勿得杭州路”的俗话里都有影射。

徐越告诉记者,老派杭州话里原本有不少的官话特点,但新派杭州话出现了趋同于周边吴语的“逆向演变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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